她來辭職,最終讓她下定決心的是北京的霧霾。
是啊,去年12月以來,紅色預(yù)警接著紅色預(yù)警。霧霾最嚴(yán)重時,公司選擇放假,而她決定給人生放假。
我挽留她。她給我看手機里的網(wǎng)購記錄,最近的幾次,大多是各式口罩,還有羅漢果。“清肺的”,她握著手機輕聲說。我想起不久前,她打開包裝盒,拿出一個羅漢果給我時,也這么說過。
“我可以,但我的父母不可以。”她是獨生女,3年前離婚,無子女,此后,她的父母便從老家趕來北京,每次少則3個月,多則半年。
“有一天,我發(fā)現(xiàn)水管里流出的水是藍色的。”她指的是霧霾最嚴(yán)重的那天,“我問自己,我辛辛苦苦在北京謀生,難道為的是這種生活嗎?”
那天,我們集體在家辦公,她在群里發(fā)了張照片:臉盆里藍汪汪的,放在水池中央,在她租住的房子里。
離婚后,她和前夫把曾經(jīng)共有的房子賣了,折現(xiàn),一人一半。但這幾年房價飛漲,她始終沒湊夠再買一套房的錢,或者說,沒有辦法在付完首付后,每月輕松還貸,悠然度日。
“我算了又算,除非用我父母的退休金做生活費,我的錢才夠用……我把每一筆開支列在紙上,看有無再節(jié)省的可能。我媽媽見到,很難過,她說,‘我的女兒到了60多歲,還要欠銀行錢啊!’”
我看到她的網(wǎng)購記錄里,“足跡”一欄顯示,她看過窗簾、沙發(fā)、家裝所需的各種小物件,但大多已經(jīng)“失效”“下架”。“我一直沒下手,因為,在北京有一個自己的家,太難了”。
這時,輪到我陪她一同嘆息。
“相親也難。”她搖搖頭,“經(jīng)濟壓力大,工作更要努力,節(jié)奏快,累得忙得沒時間去認(rèn)識新的人。”
她還提到,有幾次,下班后,擠地鐵去約會,走到約會的地方,脂粉殘,滿地傷,只想癱下來休息會兒。
3年來,相親的次數(shù),兩只手?jǐn)?shù)得過來,都不了了之。
“你知道嗎?在北京,發(fā)呆都覺得浪費生命……就算時刻緊繃著,我也不會有好的生活。”
看得出,辭職是她深思熟慮的結(jié)果,無論我同意與否,她都走定了。
但我疑惑:“回老家,問題就能解決嗎?”
她顯得很振奮,“在北京付首付的錢在老家能全款買房,這樣,就能相對自由。”
而后,她向我勾勒“相對自由”的生活:有親戚,不同階段的同學(xué)、朋友,這意味著,社交圈及解決婚姻問題的可能;重新找一份工作不難,只是和之前的收入不能比;她甚至想休息一段時間,畢業(yè)10年,她每兩份工作間沒有超過一個星期的間隙。
她打算在當(dāng)?shù)貓D書館附近住,在大學(xué)報一個繪畫班,可以慢跑、騎自行車,終于有空把在網(wǎng)上沒寫完的小說重新拾起。
這些,她本以為在財務(wù)自由后才能實現(xiàn)的夢,瞬間來到眼前。
我澆一瓢冷水,“要知道,你所想的,在老家,未必能遇到和你一樣的人,包括愛人……”
她和我同齡,在許多小城市,已被視為中年人。“要知道,在老家,人情往來,要支出的精力、時間成本,比在北京大得多,你未必能得到想要的生活。”我接著說。
她笑了。她說起去年聚會時,見過初戀。“頭發(fā)都沒了,肚子也凸起來”,因為“太安逸”,他的妻子——她的另一個同學(xué),埋怨他:“人生的主題就是打麻將。”
那天,她很早走了,因為大家旁敲側(cè)擊,關(guān)于她不結(jié)婚這件事。
“那應(yīng)該是小城很多人的常態(tài)吧。”她兩手一攤,“我預(yù)感到一段時間內(nèi),我會是個異類,很難找到同類。但畢竟在北京10年,比一張白紙的從前多了許多,比如,擇偶標(biāo)準(zhǔn),比如,日子不能將就,比如,我希望每天都有時間從容讀書、寫字、畫畫,這也是我回去最重要的原因。”
她正式交接完工作,把私人用品打包、封箱、纏上膠帶。同事們商議著,快要過年了,最后一次福利年貨待發(fā),到時候把年貨和箱子一起寄到她老家。她愉快地答應(yīng)了。
回去后,她發(fā)給我一個地址,是截圖,截的是網(wǎng)購記錄的地址欄,寫著她老家的門牌。
“截圖時,我流淚了。”隨著圖片一起發(fā)來的,是她真正的告別。
“我瀏覽了10年來的收貨地址,有學(xué)校、歷任工作單位、買的房、租的房。我還瀏覽了我收藏的店鋪,第一次買職業(yè)裝的店;婚禮時的敬酒服,比較了3家;購置工位上的書架和盆栽,多年來,已把店小二泡成姐們兒;現(xiàn)在是搬家的塑料繩、大紙箱……北京10年,我的白手起家、顛沛流離都在其中。不舍、復(fù)雜。”
“愿你一切都好。”我回她。我想,無論她走或留,都一定是一個成年人經(jīng)過認(rèn)真思考、理智權(quán)衡的選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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