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蓋州高蹺藝術團在龍潭廟會進行表演。京華時報記者張斌攝
三名演員腳踏近1米高的木蹺圍成“底座”，另三名演員跨坐在“底座”的肩膀之上搭起“二層樓”，48歲的王吉先雙手倒立在這“二層樓”之上，搭起第“三層樓”。鼓聲驟停，王吉先從“三層樓”上飛身而下，鼓聲再起，一個“鯉魚打挺”，王吉先腳踏雙蹺在舞臺上躍然而立，舞臺下掌聲雷動。
從大年初一到初五，這樣的橋段，每天都會在龍潭廟會上演兩次。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傳承人，王吉先和他的遼寧蓋州高蹺藝術團已經連續17年受邀參加龍潭廟會的花會表演，并在來自全國各地的八大花會中壓軸出場。
48歲仍在挑戰高難度
夸張的戲曲臉譜，大紅大綠的艷麗服飾，近1米高的木蹺綁在腿上卻如履平地。王吉先和他的高蹺藝術團一亮相，臺下已一片歡騰。
今年是王吉先和他的團隊第17年參加龍潭廟會的表演，近500平米的花會表演舞臺是龍潭廟會上客流最集中的景點之一。據龍潭廟會主辦方介紹，今年初一至初五，每天上下午兩場超過1萬人次在這個舞臺下觀看演出。
17年前，王吉先第一次在龍潭廟會登臺，那時他的高蹺藝術團已成立5年。1994年，王吉先在原“遼南戲劇團”的基礎上組建了蓋州高蹺藝術團。一個剛剛20歲出頭的小伙兒就自己組織起藝術團，當時身邊很多人并不看好，但是于王吉先來說，不論成敗，高蹺表演都注定要成為他一生的追求。
“就是愛好這個，沒辦法。”王吉先也說不清為什么，也許是骨子里帶著的熱愛。從王吉先的曾祖父開始，王家人就與高蹺結緣，王吉先的祖父、父親、叔叔、伯父，也都癡迷高蹺秧歌。
王吉先從小就跟著父親、叔伯父踩高蹺，不用特別去買蹺，家里就有現成的。“即使是普通人綁上蹺，兩到三個小時都可以走，但是要想在蹺上做動作，至少得三四年。”王吉先記得，13歲初踩高蹺時，常常也會摔，從近1米高的蹺上摔下來，鼻青臉腫是常有的事，但不管之前摔得多疼，踩上蹺的那一刻，疼痛和恐懼都拋諸腦后。
在龍潭廟會的花會演出中，“三層樓”的橋段每天都要上演兩次。觀眾的掌聲和叫好聲給了他膽量，“演員都是這樣，反響越熱烈，表演就越起勁兒。”王吉先癡迷其中，但藝術團里能完成這一高難度動作的，只有48歲的王吉先一人。
秧歌戲從鄉村到城市
15歲時，每逢春節，王吉先就會跟著父親、叔伯父走街串巷在家鄉蓋州的鄉村表演，秧歌戲一般會從臘月二十三小年一直演到來年正月十五。
對于當年曾活躍在鄉間的蓋州高蹺秧歌，站在龍潭廟會花會表演舞臺之下的觀眾許青和王吉先有著一樣的記憶。
今年33歲的許青還記得，在她小時候，每逢春節，都會有秧歌隊來到村子里走街串巷表演。那時，秧歌隊在鄉村十分受歡迎，村子里的殷實人家和廠礦，在秧歌隊上門時，還會奉上數十至上百元不等的“打賞”。
“那時活躍在鄉間的秧歌隊特別多。”王吉先說，和他的父輩一樣，很多秧歌隊的演員就是普通的農民，農時種地，到了春節農閑時，則會扭起秧歌“浪”起來。當時很多高蹺秧歌還會配上一些民歌小調、小戲唱段來表現愛情故事，歌頌勞動生活。《鋦大缸》《打漁殺家》《十八里相送》，一個個唱段古樸淳厚，熾烈豪放。
但是，到了2000年后，隨著鄉村人員的外流、鄉企的凋敝，高蹺秧歌戲在鄉村已不多見。而隨著一些老藝人的去世，新一代秧歌藝人稀缺，一些秧歌隊也隨之消失，即使是王吉先這樣還活躍的高蹺藝術團也不再到鄉村去走街串巷了。
王吉先的高蹺藝術團成立于1994年前后，那是在他被縣文化館選入“遼南戲劇團”幾年之后，他和原團里的幾名高蹺演員共同成立了“蓋州高蹺藝術團”。但此時，鄉村的土壤卻越來越無力養育這項原本植根在鄉間的藝術形式了，王吉先和他的團隊也逐漸走上了“商演”之路。
“前幾年春節時，我們也曾經試著在鄉里面走街串巷演出。”王吉先說，過去秧歌隊上門，主人家通常會開門笑臉相迎，但是現在秧歌隊上門，有的看面子“打賞”個百八十塊錢，有的干脆閉門不開。一大隊濃妝艷抹的演員，吹吹打打來到門前，卻被拒之門外，王吉先臉上抹不開，心里也過不去。
17個除夕夜漂泊在外
大年初三，北京的冬日雖不如東北那樣凜冽，但是臺下的觀眾大多身著棉衣或羽絨服御寒。而臺上的演員卻衣衫單薄。備演時，幾個姑娘擠在后臺的一間簡易房里，圍著電暖器取暖。40歲的高慶雨在表演中扮演小丑，為了效果，高慶雨上身只穿了一件開襟長卦，里面就是一件紅色肚兜，和觀眾插科打諢中，不時裸露雙肩，沖臺下拋一個媚眼，頓時迎來歡聲一片。
但臺上的笑語歡顏只是藝人們的表演，臺下的真實生活卻是另一番場面。由于各種活動的表演場地，特別是廟會的表演場地通常設在室外，所以觀眾人數與天氣情況密切相關，而觀眾情況又和演員收入密切相關。
王吉先還記得，藝術團最狼狽的一年，是有一年春節在杭州廟會上演出。那年趕上陰雨天，廟會里幾乎沒有什么游客，公園沒收入，藝術團也沒拿到演出費，他不得不自己墊付了演員的工資，賠了好幾萬元，但藝術團的演出并沒有因此停下。
從1999年開始，王吉先帶領蓋州高蹺秧歌藝術團連續17年參加北京龍潭廟會。從初一到初五，蓋州高蹺秧歌都是龍潭廟會上八大花會表演的壓軸節目。但這同時也意味著這17年的除夕夜，王吉先和他的藝術團都漂泊在外面。
和往年一樣，臘月二十八藝術團進京后，王吉先在龍潭湖公園西北門外找了個地下旅館。雙人間一晚60元，王吉先和藝術團的24名演員全部住在這里。年夜飯，是王吉先的愛人在旅館的公共小廚房里張羅的。
“大家坐在一起，吃吃飯，聊聊天，年就這樣過去了。”王吉先說，女兒小時候就是這樣跟著他在北京過年的，如今女兒女婿也是藝術團的演員，所以小外孫也是這樣跟著父母在外面過年。
演員們的飲食十分簡單，初四的晚餐是土豆片炒辣椒、白菜燉蘑菇，滿滿兩大鍋，演員們演出回來，王吉先的愛人已經準備好了晚餐。但多數人沒有立刻吃，演員們累得躺在床上，臉上還帶著演出時的妝容。
入選非遺并未帶來改變
王吉先的藝術團可以稱得上“王家班”，王吉先的父親、叔叔、伯父、女兒、女婿都是其中的演員。而從曾祖父開始，王家五代人都沒離開高蹺秧歌。2008年，蓋州高蹺秧歌入選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擴展項目名錄，2009年，王吉先的師傅王新惠入選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而王吉先自己也成為該非遺項目的省級代表性傳承人。
王新惠今年80歲了，2009年獲評國家級非遺傳承人時，老人已是古稀之年。在獲知自己被評為非遺傳承人時，老人感慨萬千，從18歲開始學高蹺一直到73歲，他從沒想到自己竟然成了這門藝術的傳承人，“這說明咱這門藝術得到國家的認可了，以后還可以繼續傳下去。”
但是，和很多非遺項目一樣，蓋州高蹺同樣面臨著傳承難的問題。在王吉先的高蹺藝術團里，平均年齡超過40歲。
“老藝人逐漸老去，新生代接續不上。”王吉先覺得，這其中最主要的問題，還是差在“錢”上。國家給予非遺項目的補助，王吉先至今未能領到。
“王家班”里的演員們，有演出的時候一天一人200元，忙活一個春節，一個演員連2000元都拿不上。而沒有演出的時候，演員們更是任何收入都沒有，所以他們除了節慶日參與演出，平時還要另謀生路。
由于節慶活動的表演需要，目前高蹺秧歌在表演
形式上更偏重高難度的雜技動作。十幾年前，借鑒其他雜技團體的表現形式，王吉先在高蹺秧歌“架象”基礎上，創作出三層樓、飛人、孔雀開屏等高難度表演內容，贏得現代觀眾喜愛，但是傳統高蹺秧歌中的民歌小調、小戲唱段已經逐漸消失。
“過去在農村演出，一演就演上小半天，但商演的演出時間一般只有15-20分鐘，追求的效果就是火爆、熱烈。”王吉先說，唱段就是唱得再好，也沒人聽。而在他的藝術團里，已經幾乎沒有人能唱上幾句了。
初五是龍潭廟會的最后一日，在結束下午的表演后，王吉先帶著他的團隊匆匆趕往四惠汽車站，滿身疲累，在雨中揮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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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州高蹺秧歌
蓋州高蹺秧歌表演興于明末清初，迄今已有300多年的歷史。據《蓋平縣志》記載，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蓋州藝人在當地秧歌的基礎上吸收高蹺技藝，經過不斷的發展豐富，自成一派，形成了蓋州高蹺秧歌。此后，蓋州高蹺秧歌通過向地方戲曲借鑒學習，逐漸發展成為熔歌、舞、戲為一爐的藝術形式，深受遼南乃至東北地區廣大人民的喜愛。蓋州也因此成為遼南高蹺秧歌及東北大秧歌的發源地。
據了解，蓋州高蹺秧歌在清康熙乾隆年間十分興盛，民國中期為蓋州高蹺秧歌的鼎盛時期，建國初期更為繁榮興旺。民國中期至解放后，郭錫成等蓋州高蹺的“四大名旦”曾紅極一時。
傳統的蓋州高蹺秧歌人數不等，少者十幾人，多者幾十人，但必須以頭蹺（武丑）、二蹺（武旦）、漁翁（老生）、老（彩旦）等“四梁四柱”為核心，配以生、旦、丑等人物進行表演，女角稱為“上裝”，男角稱為“下裝”。
京華時報記者王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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