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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杰伊·帕金森是一名醫生，是醫療領域的連續創業者。

2007年9月，我開創了一種新型的醫療服務方式。那時 iPhone 剛上市 3 個月，Google 在一個月之前允許用戶在網站中嵌入 Google 日歷。我覺得這是一次絕佳的科技風暴，可以讓我做一些史無前例的事情，自己當老板。

我是一名業余的攝影師，經常出入紐約的創意社區，在那里我有很多朋友是藝術家和自由職業者，他們沒有醫保，但是他們偶爾也需要醫療服務。他們支付不起去急診室的費用，而且那時候在紐約也沒有急救中心。他們需要醫術精湛、收費較低的醫生。于是我從一名住院醫師變成了一名創業醫生，帶上新科技，肩負著讓醫療事業變得更廉價、更方便的使命。

從我的經驗來看，這一批新興的想成為 “醫療界 Uber” 的初創公司注定不會好過。（我現在是數字醫療服務公司 Sherpaa 的聯合創始人，公司提供在線咨詢服務。）

就移動互聯網的前景來看，我當初的想法是完美的，而且那是最早的嘗試。人們會訪問我使用蘋果的 iWeb 創建的網站，查看我的資格證和宣言。如果他們喜歡的話，會點擊 “預約”，然后會出現內嵌的 Google 日歷，他們可以選擇時間，描述癥狀，上傳照片，填寫服務范圍內的地址。提交之后，我的郵箱就會收到一張表格。這時，我的 iPhone 會通知我有了一個新患者，我會像傳統上門醫生一樣上門服務。

9月27日，我自己在這個新項目上投資了 1500 美元，生意正式開張了。1-2 個小時之內，Seth Godin（知名作者）訪問了我的網站，當天寫了兩篇關于我的文章。一個周之內，大約有 750 萬人訪問了我的網站，同時還來了很多媒體，這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實現病毒式傳播的醫療服務。

由于媒體的曝光，我的預約馬上就滿了。然后我開始馬不停蹄地從一個地方趕到另外一個地方。我有時候走路，有時候騎自行車，有時候乘出租車，試圖盡量給更多的人看病，并同時購買我需要的各種醫療用品。我知道需要用到哪些醫療用品，因為患者在預約材料中已經說明了自己的病癥。

我的一天是這樣度過的：早晨醒來，希望昨天晚上能有幾個預約訂單。我了解他們的病癥，然后發郵件告訴他們安排上門服務。如果我需要給患者抽血，我要確保將所有需要的醫療用品都裝進我的醫用包里。如果我需要給患者打疫苗，我必須去藥店取疫苗。如果我在診療過程中必須抽血，那么我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工作去取相關的醫療用品。當我覺得上門服務無法解決問題時，我會給患者回復郵件，并附上我的治療建議和解釋。我可以在坐車的時候回復郵件，因此我更多的是選擇做出租車，這樣我就可以邊走路邊回復郵件了。

這次創業是典型的產品破壞者：新想法、花費低。至少我覺得是這樣。

我的初衷是讓患者可以支付得起醫療費用。每次上門接診我的收費標準是 100 美元，可以通過 PayPal 支付。我不接受任何保險支付，因為我需要有即時的現金流，無法等 4 個月才能拿到不足額的賠償金。我的花費一般是出租車的費用和每月大約 30 美元的網絡服務費，我盡量收取少的差價，與傳統的醫生收取 70%的差價相比，我幾乎是免費的。

但是這種方式卻讓我的身體質量和經濟狀況每況愈下，進而也拖垮了我的精神。我是一名醫生，之前每個周工作 70-80 個小時。從精力、勞動和財務狀況看，現在的創業并不適合我。原因如下：

在紐約的冰天雪地里跑來跑去，每一天都是折磨；

我每天需要在患者住處、我個人住處以及去醫院購買醫療用品和疫苗的路上往返多次，我每天最多只能接診 8 位病人，或者說一天賺 800 美元；

我是名專業醫生，其他同資歷的醫生會坐在溫暖的辦公室中拿著我兩倍的薪水，這足以讓我重新審視我日復一日的折磨；

我親身體驗到，相對于醫院接診，上門接診能做的事情是多么有限；

我每天 50-60% 的時間都花費在購買醫療用品和路途中，接診的時間很少；

我深知我的時間的價值，以及我在創業項目中投入了多少錢，在此之前，我的收入算是高薪了。

我在創業過程中也收獲了很多樂趣。通過在網絡上的曝光，鄰居都認識了我。我有時走在人行道上，會碰到一些素未謀面的人對我說：“你好，醫生。” 我的很多病人后來成為了傳奇的音樂人、喜劇演員和藝術家。然而，創業也給我帶來了痛苦，我想起了一天不用出門的日子。即使我輪班工作 24 小時的時候，醫院的環境是溫暖而干燥的。我 30 歲了，我需要休息一下。

盡管我什么都沒有改變，但是我很快意識到這次創業不過是一次年少無知時的小試驗，是一個希望 “為病人做些正確的事” 的醫生可以花費幾個月體驗的事情。對于我來說，只投資了 1500 美元和 7 個月的時光。

初級保健醫生數量較少。我們需要所有的人來做這件事，也需要他們每天安全地接診盡可能多的患者。我們需要優化醫生的日程，讓他們更加高效，醫生不接診的每一秒鐘都在浪費時間。醫生每天需要將 40% 的時間花費在行政工作、檔案管理上，如果再花 50-60% 的時間奔波于病人之間，就意味著效率又降低了 50-60%。

簡而言之，醫生上門服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因為它大大降低了初級保健的效率。如今，患者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我們。美國的 “醫療系統” 由大部分的專科醫生和小部分的全科醫生組成，而英國、加拿大以及其他高效醫療體系擁有的全科醫生遠多于專科醫生。在過去的十年里，只有 10% 的居民選擇初級保健，進一步說明了初級保健服務的短缺。

傳統的初級保健醫生一天能在辦公室里接收 30 位患者，而上門醫生一天只能接收 7-8 位患者。即使將上門的效率再提高 20%，上門醫生一天最多也只能接收 10 位患者。

出于多種原因，上門醫療不但無法規模化，對醫療系統來說也是不負責任的。這種模式有兩個弊端：運行效率極低；幾乎沒有醫生想過這種生活。我認為這種模式應該以一種昂貴的形式存在，服務于高消費的人群。

風險資本消耗的速度非常快，醫生上門服務也不再是 29 美元補貼 —— 以后更可能是 499 或者 599 美元。極少有人會為結膜炎花這么多錢，況且，沒有任何一家健康保險公司會愿意為結膜炎支付 499 美元的補助金。

有人認為上門醫療是可規模化的，是值得投資的，是與 Uber 一樣具有革命性的，這種想法和我 9 年前的創業想法一樣幼稚。9 年前，我花了 1500 美元證明這條道路行不通，這與今天人們投資 3000 萬美元去嘗試驗證是一回事。這種模式對醫療系統造成了巨大的傷害，我們需要所有的醫生都保持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