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民意影響司法的利弊關系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正英于2014年7月3日到立法會出席答問會。期間有議員叫囂、拋擲雜物，令會議一度暫停。梁振英表示議會內有太多語言和肢體暴力，呼吁立法會及香港社會重視、反省。網友們稱：立法拒斗毆，決議需謹慎。(2014年7月3日《騰訊網》)
隨著社會發展和我國民眾法律意識的提高，民意對司法審判的影響越來越大，法官在案件的審判過程中是否應該考量民意或者輿論以及如何去考量這些難以量化的社會因素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壓力。判決與民意之間的關系在當下中國的社會生活中已經突顯出來,它是活生生的,往往體現在具體的個案之中,而且經常會以一種緊張關系的情形表現出來。
民意，又被稱為民心、公意，是指大多數社會成員對與其相關的公共事務或現象所持有的大體相近的意見、情感和行為傾向的總稱。它是一切社會機制賴以運行的基礎。民意，體現民眾的價值偏好或利益的平衡;但司法是對法律的解釋和適用，司法推理和民眾的日常思維有所區別。社會要求每個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社會組織尊重、遵守法律,也要求他們必須尊重司法,尊重司法機關的地位和對司法權的行使。所以,尊重司法是社會穩定和發展的需要。在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中，司法部門應得到人民的信賴和支持。從這個意義上說，公信力的喪失就意味著司法權的喪失，實際上也就意味著社會運行機制的紊亂。民意對司法公正的監督所發揮的積極和促進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成績也是斐然的。許多案件在民意的監督之下，得到了公正的判決。考量民意對于獨立的司法審判有著怎樣的益處呢?
一、考量民意有利于司法的民主化
司法獨立從來都是相對的,絕對的、完全的司法獨立是不存在的。在現代公民民主意識的不斷提高的背景下，公民參與和關注政治、司法的熱情越來越高漲到我國前所未有的程度。陪審制作為社會分享審判權力的基本手段，它可以把人民本身或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這實質上就是陪審制度把領導社會的權力置于人民或一部分公民之手。因此，用陪審制度實現審判權的社會分享，一方面能夠給予公民一種“參與”的感受，使人人感到自己作為社會成員有責任參加自己的政府;另一方面，陪審制也為公民在一定程度上實際地把握審判過程提供了手段，由此形成了公民與法官之間的實際制約。
二、符合我國民眾的樸素的正義觀
民眾對正義的關心往往體現在對司法的關注上。法不外乎人情,是中國傳統法官的一種思維定勢,他們認為人情整合法理、民意高于法律,民意的正當性無須經由法律來驗證。中國是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國家，包括人情、面子、關系在內的情理要素對司法審判的影響反映了文化力的作用，也是中國法律制度的特點。這些諸多的因素可能導致公眾由于同一的認識和思維而產生一致的看法。
筆者認為，我們在看到民意對司法影響積極的一面的同時，仍然不能忽視其存在的消極影響的一面。而且民意有時表現為一種非理性的社會情緒，如果民意無限制的向法律的自由空間延伸，則必然形成民意左右司法的局面，就會使司法的獨立性和公正性面臨嚴重的挑戰。應該說對民意在司法審判中的考量客觀地存在著利弊并存的局面。
一、對司法獨立的影響
對于民意的考量似乎不可避免的影響到司法獨立、審判獨立這樣的根本性司法原則和精神。司法機關擁有獨立的司法權是公正司法的前提和基礎，如果司法機關在紛繁的社會事務和世俗觀點中不能保持超然的獨立姿態，反而很輕易的被世俗的民意裹挾的話，那么，司法就必然回歸到原始的“多數人審判”抑或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暴政，這與法治的發展存在著悖逆。
法應該上與權力保持距離，下與民意保持距離。所以，在司法審判過程中，公正的審判和公正判決的得到要求的司法獨立不僅要排除國家、團體和個人的干涉，而且應該排除民意的干涉。這樣才能更大程度的保證司法的獨立和法官的獨立運用自身多擁有的權力，自由的利用其自由心證和自由裁量權，最大限度的保持其超然于事外的獨立角色。民意所依據的評價標準是占主流社會的道德,并夾雜著一些最基本的法律常識。如果司法裁判完全與大眾的輿論背離,其司法公正性是值得懷疑的。但是,即使沖突和對抗存在,法律評價作為評判的最后標準又是確定無疑的。法律作為維持社會秩序的最后一道底線,其作用不言而喻,雖然可能會存在這樣那樣的缺陷,但法律制定的本質及其權威性要求人們尊重司法。司法獨立與輿論監督沖突的背后實則是對社會正義追求的共同努力,在這種共同的社會職責和社會目的下,司法獨立與輿論監督的實質是互補的。但司法機關能考慮的只是：證據所支持的事實及其法律規定。如果在事實與法律之外再有另外的因素影響和左右司法機關司法活動，出現所謂的“輿論量刑”和“輿論殺人”，那不是司法的進步，而是違背了獨立司法和司法公正的精神，那種帶有強烈感情色彩和明顯傾向性，對案件的評判僅僅根據對案件事實的初步了解和對法律的膚淺認識的批評，對公眾只能起潛在的誤導作用，使公眾對司法制度本身和法官能力產生懷疑，影響了公眾對司法乃至法治的信賴。如果司法在輿論面前經常“變臉”，那對司法的權威和公信力是一種極大的破壞，如果我們生活在一個司法無權威的社會，我們不能想像能夠保持社會的穩定，每一個公民的合法權益也不可能得到有效的保護。而且民意一旦形成不理性的定論,就會制約到司法權的獨立行使,干涉司法活動,從而產生有害影響。一個有權威的司法機關,應該謹慎地對待民意所帶來的監督,嚴格堅守法律賦予其司法獨立的權力,而不是隨著民意的導向而改變。民意是法官在判決案件時應該加以考慮的,但前提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所以,司法機關行使司法權,必須嚴格依照法律規定的內容和程序,準確適用法律。司法的獨立性是其公正性的必要條件,離開了獨立性,公正性就失去了保障,就無從談起。”[17]由此可見,司法獨立不僅是司法公正的前提,也是法治的必要條件,當具體的司法個案形成民意時,司法機關便面臨如何平衡法律權威和公眾民意的難題。
二、對權利保障和司法公正的影響
司法獨立與權利保障是密不可分的。司法獨立是手段和形式，權利保障是目的。任何手段都要服從目的，手段是多樣的，目的則是唯一的。審判過程中對民意的過多考量會造成公眾權利的濫用，并且對當事人的權利造成損害，特別是平等的權利，進而影響司法公正。公正是司法的靈魂，是執法的終極目的。
中國司法正處在職業化的起步階段,傳統問題夾雜著現代課業這一現狀使得在獨立與責任的問題上難免會存在沖突。從司法實踐來看,我國的刑事檢察監督制度相對來說比較完善,但民事、行政檢察監督制度缺陷較多。因此，筆者認為立法需謹慎，執法必嚴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