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于2009年的新股發行制度市場化改革,催生了上市公司高發行價、高發行市盈率、超高的募集資金為標志的“三高”現象,被投資者詬病為“偽市場化”。“三高”主要集中在新股發行環節,可稱為發行端或供給端的“三高”。
2014年開始的新一輪新股發行制度改革,企圖以行政管控手段對“偽市場化”糾偏,發行端的“三高”現象被有效遏制,但卻無法抑制新股上市端的瘋狂,新股上市后歷經首日44%漲停,又連續10%封板漲停,漲停打開后又繼續漲不停。新股上市后達到百億市值、股價百元、靜態PE100多倍甚至幾百倍是普遍現象,不少上市公司上市后不長時間即高送轉、增發再融資。上市后的高股價、高市盈率、高額再融資,可稱為上市端或需求端的新“三高”。
上市初期的高漲幅、高股價、高市盈率,上市一段時期之后的高送轉、高額再融資,構成了當下新股泡沫的特征。從市盈率來看,次新股陣營中共有57只動態市盈率超過100倍,其中最高的三夫戶外在2000倍左右,百利科技在1000倍左右,低于50倍且已經開板的個股僅有金徽酒等7只。
2016年以來,IPO融資規模較去年顯著減少,但再融資規模卻創下了新高。在股權融資規模上,統計顯示,今年前7個月,A股已完成IPO家數為83家,實際募集資金僅為404億元。今年以來A股已完成增發362起,實際募集資金高達7716億元。截至7月21日,120家上市公司再融資申請已通過發審會,172家上市公司再融資申請已反饋。
無論是2009年市場化改革導致的“三高”,還是2014年IPO新政后的新“三高”,雖然表現形式有所區別,但其本質一脈相承,根源是相通的。新舊“三高”的根源在于新股包含多重溢價,主要有核準制背書溢價、殼資源溢價、新股稀缺性溢價、小市值偏好溢價、上市后的并購重組溢價、市值配售溢價,由于過去監管相對寬松,部分新股包含坐莊模式溢價、財務粉飾溢價。上市之初,一級市場新股必然向二級市場存量老股股價并軌,在大部分創業板與題材股高市盈率的基礎上,已經注定會股價不菲,再獲得如此之多的溢價,新股價格只能在天上飄了。
目前,50億元市值已經成為新股停止漲停之旅的紅線,大部分新股即使沒有什么亮點也會輕松達到80億甚至百億市值。投行人士算了一筆賬:這里面蘊含了一個殼價值。目前的殼費有一二十億元,上市公司的總資產有一二十億元,再加上二級市場的溢價,只要一上市輕松越過50億元市值。目前監管層發文嚴管重組上市、打擊規避借殼行為,多次重申創業板股票不得實施借殼,不過之前存在多例創業板曲線借殼的案例,最后的防線被屢屢打破。
新股也包含稀缺性溢價,特別是新興產業的優質新股都有稀缺性溢價。前些日子喧囂一時的中概股回歸熱潮,看中的就是國內優質新股的稀缺性溢價。同時,過去相對寬松的監管環境,讓動輒在國外遭遇集體訴訟的中概股更加歸心似箭。
新股中潛藏或明或暗的大小莊家,使新股火上澆油,坐莊模式使新股獲得更多溢價。新股中以市場操縱為主要特征的投機文化,其實與二級市場一脈相承。新股的彩票化,與徐翔的股票彩票理論更是神似。徐翔本人如此評點重慶啤酒式的投資邏輯:“重慶啤酒不是股票,是彩票。第一次刮出來謝謝你,第二次刮出來還是謝謝你,這時候大家都把它當廢紙扔了,但彩票還沒刮完,或者說有人相信它還沒刮完,萬一后面是個特等獎呢?這就是反彈的邏輯。”
新股上市之后,如魚躍龍門,獲得上市資格之后便是遠超首募的增發與并購重組,這種優勢是非上市公司無可比擬的。由于將來很可能借助收購重組獲得外延式成長,小盤新股的這種優勢更加明顯,新股上市之初的股價即很大程度上包含了這種外延式成長溢價。
最為重要的,是新股隱含核準制溢價,這種溢價其實就是監管層對新股的信用背書。雖然監管層強硬啟動*欣泰退市,但多年的投機文化慣性,使其仍然上演了從跌停到漲停的鬧劇。雖然相關方不斷提示風險,但*欣泰復牌以來的13個交易日成交4.41億元,其中絕大多數是個人投資者。這些投資者中的大部分,恐怕不是故意與監管層作對,而是緣于多年來對監管層核準制下新股的信用背書的延續,不相信這種背書會戛然而止。
新舊“三高”,同出一源。新股行政化管控,改變的只是發行端的高價發行,卻演化為上市端的高價上市,其根源在于新股核準制下的多重溢價。要想走出這種IPO改革的推磨式輪回,只有在新股發行制度上推進真正市場化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