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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李潔雪 深圳報道

湯森路透數據顯示，今年以來全球并購交易額較上年同期下滑了23%，然而，在全球并購降溫的大環境之下，中資企業出海投資的熱情卻不降反升。

根據湯森路透的統計，今年以來中資企業海外并購規模已占全球跨境并購規模的47%。而今年規模排名居前的五筆跨境收購中，有四筆涉及中國企業競購美國和歐洲資產，資產總價值達617億美元。

另據全球并購數據Dealogic截至1月18日的數據，今年已經有102起中企發起的并購案，交易總額達816億美元，同比激增了近7倍。

中企跨境并購如此逆勢的火爆形勢能否持續？未來又將呈現何種特點？熱潮背后哪些風險值得警惕？種種疑問值得一探。

新興行業出海將成主流

在被問及對2016年中資企業跨境并購趨勢的看法時，多位受訪人士認為，火爆將繼續蔓延。大家普遍預期，隨著中國經濟轉型的推進，將有更多的中國企業選擇走出海外，其中，新興行業將成為參與跨境并購的主要力量。

工信部國際經濟技術合作中心主任龔曉峰就向記者表示稱，“我認為2016年我國跨境并購的火熱將會持續，特別是以技術類企業為代表的新興行業并購事件將越來越多。”

龔曉峰談道：“為何這么認為，因為中國要從依靠過去的傳統要素增長、粗放式增長轉到依靠創新發展方式、集約型方式帶動，需要大量的技術、人才和國際運作經驗，而這些都是我們欠缺的，因此國家也鼓勵國際技術合作。未來幾年，圍繞中國制造2025，特別是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生物醫藥等一些新興行業，將會有越來越多的跨境并購事件。”

事實上，從這兩年中資海外并購標的所在行業的情況來看，TMT行業已經成為絕對的引領者。據晨哨數據顯示，2015年中資企業海外并購標的分布在TMT行業的交易宗數有91宗，其中，披露金額宗數有58宗，披露金額達到611.72億美元，占比高達26.96%，在所有行業中居于首位；而2014年并購標的分布在TMT行業的披露宗數為50宗，披露金額為234.06億美元，占比為25.59%，同樣排名第一。

另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中資企業跨境并購分布在農業／食品、文教娛樂兩個行業的標的數量和披露金額較2014年同期明顯增加。尤其是農業／食品行業，2015年其披露的并購金額僅次于TMT行業，達到489.81億美元，是2014年的10倍，足見該行業在跨境并購領域極速上升的活躍度。

業內預期，上述行業在跨境領域的積極性在2016年有望延續。晨哨網聯合創始人之一羅小軍就向記者闡述了其觀點。羅小軍談道：“從行業而言，并購的熱門行業基本清晰。熱門一級行業依然是TMT、農業、消費品、醫療健康、能源礦產、房地產、文化娛樂體育等。根據晨哨大買手上用戶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企業海外并購需求集中在醫療健康、TMT、能源礦產、交通運輸以及其他制造業。”

在展望2016年中資企業跨境并購的整體趨勢時，羅小軍認為，“中資跨境并購將有望繼續保持30%以上快速增長。”

民企主導地位將延續

跨境并購火爆趨勢不減之下，關于民企和國企誰將成為日后出海的引領者，也成為業界關心的話題。而從2014年、2015年這兩年中資海外并購買方企業性質分布的情況來看，民企主導的地位正在逐步建立。

根據晨哨數據顯示，2014年買方為國企的跨境并購交易宗數為88宗，其中有58宗披露了交易金額，金額占比為41.47%；民企的交易宗數有235宗，192宗披露交易金額，金額占比為55.72%，民企在交易宗數和金額上都超越了國企。

而從2015年的情況來看，買方為國企的交易宗數為97宗，民企的交易宗數為367宗，后者是前者的近4倍；披露金額方面，國企的披露金額為132.53億美元，占58.41%；民企的披露金額為93.02億美元，占41.0%，稍落后于國企。

對此，深圳一位私募投資人士梁軍（化名）向記者表示，“國企在體量方面多為重量級，因此雖然出海的國企數量不多，但在并購金額方面卻占比較多。但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民企的買方數量相較2014年是明顯增加的，與國企相比更是大幅領先，民企的這種優勢地位接下來將進一步鞏固。”

羅小軍也認為，“從交易宗數上而言，民營企業其實早已經成為對外投資和并購的主導力量，民營企業主導的地位已經確立，并將繼續延續。”

龔曉峰同樣認為，以國企為主的局面將進一步被打破，民企在跨境并購中的主體優勢地位將會延續。他認為這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以互聯網為代表的高科技企業主要是民營企業，而互聯網領域的并購是中資企業跨境并購最多的；二是國有企業對投資風險的考核制度、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尚未進一步完善，國企負責人不敢冒更大的風險。而且國有企業決策程序比較復雜，效率總體上比較低，難以適應市場變化的需求。”

不過，龔曉峰并不否認國有企業在出海方面的獨有優勢。他談道：“國有企業，特別是大型國有企業，具備人才基礎、品牌影響力、技術水平和質量標準管控能力等優勢，抗風險能力較強，在目標國的信用度比較高，打大單能力較強。”

確然，從中資企業跨境并購紀錄來看，大金額的跨境并購多是由國企完成的。今年2月，中國化工集團就以約430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了瑞士農化集團先正達，完成了中企海外投資進程中史無前例的一筆大單，創造了收購規模的新紀錄，足見國企在跨境并購方面的實力。

可以預見的是，隨著跨境并購熱潮的進一步持續，越來越多的民企將出海投資，而國有企業也將憑借其獨有背景，在跨境并購市場展開身手。

熱潮背后風險需謹慎

值得提醒的是，在中資企業跨境并購日趨頻繁之下，早幾年中資企業跨境并購失敗率高企的問題并沒有得到明顯改善，而跨境并購背后的一些風險也時有發生。

羅小軍談道：“跨境并購的風險比境內并購一般會多。匯率風險是其中之一，支付角度而言，在人民幣貶值通道上，及早做好外匯掉期安排，有利于降低支付成本。從資產配置角度而言，多配置美元資產。跨境并購另一風險是跨文化與跨政治的差異帶來的風險，比如盡調不充分導致估值太高財務風險放大和整合運營計劃擱淺，原本計劃好收購標的改造運營因為政府換屆而泡湯，當地政治穩定和地緣政治變化帶來的風險，企業可以通過購買各種（并購）商業保險進行對沖。”

從近些年來典型的并購失敗案例來看，跨境并購確實涉及到多個維度的風險，除了項目本身的融資風險、匯率風險、稅務風險與法律風險以外，一些政治風險更是防不勝防。

龔曉峰表示，“相對而言，美國和歐洲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投資環境相對穩定，市場風險和政治風險等各類風險比較小。但諸如東南亞市場、新興國家市場具備較大的市場潛力，因此中資企業前往這些市場同樣比較積極。”

龔曉峰特別針對中小企業在跨境并購時遇到的問題進行了分析。他談道：“首要問題是復合型國際人才的欠缺。跨國并購涉及面廣，相關人員不光要懂外語，還要求懂經濟、產業、法律、并購標的國的國情等，中小企業在這方面的人才儲備是不足的；第二，中小企業在國外的各種渠道幾乎都要從零開始，國際化運營經驗不足，實力不夠；第三，中國的協會沒有為中小企業服務的能力，社會組織能力不足，難以提供幫助，而國外的相關協會都是很強的；第四，如前面提到的，現在企業走出去的很多都是轉型國家，這些國家相對落后，市場不規范，甚至可能發生政治變局，具有很大的投資風險。”

在防范風險的考慮下，不論是對國企還是中小民企，龔曉峰都不主張完全控股的形式。他強調，“控股應該盡量謹慎，畢竟我們的國際化時間短，國際運營經驗不足，對國外境外風險管控能力不足。國企可以趁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比較低和經濟不景氣的市場機會，化危為機，參股國外有關資源企業和科技企業。而中小企業想要蛇吞大象本身是一件比較難的事情。”

不過，龔曉峰也承認，“新興產業的培育有一個漫長的過程，但’贏者通吃’的規則沒有改變，企業都希望盡快成為行業的龍頭老大，都希望’一招鮮，吃遍天’。”

值得一提的是，隨著跨境并購日趨盛行，有關政府部分也提供了一些針對性的幫助服務。

如上海市商委2014年起用政府采購的方式每年培養兩千余人次的跨境經營人才培訓，對中小企業跨境經營人才培養帶來幫助；在海外投資保險購買上，政府提供補貼，對于中小企業也特別有幫助。

羅小軍談道：“我認為，企業歸企業，政府歸政府，市場歸市場，國家歸國家。政府不要試圖從事企業做的事情，政府做好服務，提供好公共產品降低對外投資的各種成本，做好投資便利化服務，中小企業在國際化的時候要充分權衡自己的能力和各種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