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城市里,人們要上下班,要洽談合作,要消費,這都離不開出行的效率。所以,交通關乎著廣大企業的運轉效率,也關乎一個城市的運轉效率。試想,若市民或游客出門經常打不到車,或到了目的地經常為找車位發愁,這樣的城市會有持續競爭力和效率嗎?
限制專車將影響城市競爭力
近段時間,北京、上海等多個城市發布了網約車細則的征求意見,對專車作出種種限制,分別從戶口、車牌、車型等方面拉高了專車的門檻,引發了廣泛關注和爭議。
“本地車、本地戶籍,還要求中級車,媽媽叫我以后出門千萬要好好化妝,每一次打車都是一次遇到優質男的機會。”類似的調侃專車新規的段子在朋友圈瘋傳。
不知道上述征求意見會否最終施行?但我想提醒的是,地方政府對限制專車務必要慎之又慎,因為該舉動不僅給市民和游客的出行帶來不便,同時還將嚴重影響一個城市的競爭力。
城市競爭力是近幾年興起的城市管理新課題,其由多個因素綜合作用。不難發現,這當中,交通是很重要的一個因子。
在一個城市里,人們要上下班,要洽談合作,要消費,這都離不開出行的效率。所以,交通關乎著廣大企業的運轉效率,也關乎一個城市的運轉效率。試想,若市民或游客出門經常打不到車,或到了目的地經常為找車位發愁,這樣的城市會有持續競爭力和效率嗎?
專車的出現,用互聯網工具獲得用車供給和需求的動態均衡,恰好緩解了人們“出行難”的大難題。同時,家庭擁有汽車的積級性也會下降,有助于節能減排。這樣的好事,為何有的地方政府要開展種種限制呢?
從公開的信息看,估計有四個因素在作用:第一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安心做官”的心理。專車雖非常好,但和其他工具一樣,也會出點小插曲和事端。就像有人拿電話開展電話詐騙,有人拿菜刀砍人。然而,我們不能因為有個別專車司機打騷擾電話或猥褻婦女,而進行大力打壓和限制,從而置廣大市民的需求和一個城市的競爭力不顧。這顯然也與市場化改革的方向和精神背道而馳。
第二,專車繞開相關權力部門和官員的管制,讓出租車牌照不再稀缺,從而壓縮了權力的尋租空間和機會,并減少了相關財政收入。不過,顯而易見,這其實是好事。減少沒必要的管制和權力,讓官員從“不敢貪”到“沒有權力沒法貪”,這也是我們改革的方向。至于出租車牌照拍賣帶來的財政收入,其實,如果一些事務不需要管了,相關部門可以撤銷,或減少冗員。相應的,財政支出減少,與收入減少可以相抵。那么,何必再盯著這部分收入呢?
第三、對專車巨頭壟斷的隱憂。其實,目前出租車行業就是典型的行政壟斷行業,即通過牌照管制及價格管制。至于專車行業,我們確實要警惕這個行業出現新的壟斷,但是,我們懼怕的應該不是企業創新和努力帶來的壟斷,而是來自政府干預及市場化不足而引發的壟斷。因此,地方政府要對這個行業足夠開放、包容,切不可再通過牌照管制、價格管制、前置審批等舊的模式來干預和抑制市場競爭,阻止市場新進者。要減少管制和干預,使自己避免成為企業壟斷的“助推器”,而不是相反。
第四,來自出租車牌照擁有者的訴求。對此,我們可以關注本月美國聯邦第七巡回上訴法院(The US 7th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的一個相關判決。在這個案中,原告是出租車公司組織起來的當地行業協會,他們指出,監管者對出租車和TNP(我們俗稱“專車”)差別化的監管,是非法且有歧視性,導致其出租車牌照等利益受損。對此,法官Richard Posner反駁認為專車和出租車不能相提并論,“財產權并不包含可以免于競爭的權力”。
“當新技術或新商業模式誕生時,通常的結果是老一代技術或商業模式的式微甚至消失。如果老一代認為擁有憲法賦予的權利,將新生事物排除在自己的市場之外,那么經濟發展將可能停滯。我們可能就不會有出租車,而只有馬車;不會有電話,而只有電報;不會有計算機,而只有計算尺。”Richard Posner認為,若支持出租車牌照擁有者的邏輯,其對于創新以及顧客的選擇權是災難性的后果。
事實上,這個判決邏輯也提醒國內各級政府,創新和發展離不開政府的包容,管的太多太死將使創新停滯,讓轉型升級成空。話說回來,對專車的態度正是地方政府對新生事物包容度的重要體現,這也是城市競爭力的很重要的一個方面。
當前,市場化、法治化改革進展及相關政策舉措已成為未來經濟最重要的變量,也成為資本市場、樓市最大的變數。對此,當很多投資者在投資中感到困惑和迷茫時,政府對專車、A股注冊制、余額寶等新事物正是一個個浮標,讓我們觀察當下,并做出判斷和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