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不是等價容量的替換效應帶來的直接后果，那就是火電裝機的快速增長。根據美國塞拉俱樂部和煤炭研究者網絡共同發布了《繁榮與衰落——追蹤全球燃煤發電廠》報告內容顯示，中國有五個省自2010年以來已建的燃煤發電裝機超過除了中國和印度之外的其他任何國家。2010-2014年期間世界范圍建成的煤電廠排名前20位的地區中，除了3個，其余均是中國的省或者印度的邦。
僅江蘇省，在2010年到2014年期間建成的燃煤裝機接近同期美國和歐盟建成燃煤電廠的裝機容量總和，達到24160MW。
除了已經建成完工的機組，還有一個數字更值得我們注意——在中電聯對外公布的數據中，在2015年前5個月，新核準火電項目超過5800萬千瓦。
2014年底，國務院發布了《政府核準的投資項目目錄通知》，該《通知》中明確提出，火電站由省級政府核準，燃煤火電項目應在國家依據總量控制制定的建設規劃內核準。火電廠審批權的下放，在某種程度上也加快了火電項目的核準速度。
特別是在目前經濟下行的壓力下，地方政府為了保增長，對于大型火電項目亦是非常歡迎。而對于火電投資者而言，在此時的供需狀況下堅持理性投資，顯得尤為重要。
投資轉向
毫無疑問，火電機組發電小時數下降對于發電企業而言，意味著營業收入和利潤的直接減少。
在記者獲得的五大發電集團年中會材料中可以看到，作為國內火電投資的主體，五大發電集團均感受到了電力市場進入低增長、低利用小時的“雙低”通道帶來的壓力。特別是4月20日，國家再次下調燃煤發電機組上網電價，每千瓦時2分錢，對于五大發電集團而言，意味著數十億元的利潤損失。
與此同時，據統計，燃煤發電機組的富余度已經達到35%，上述五家公司均有相當高比例的機組處于停備狀態。
“在山東，我們公司大概有40%比例的機組處于停備狀態。”一家發電集團山東分公司人員告訴記者。“除了檢修期，電量增長少、負荷不高，是造成機組停機率較高的一個原因。”
作為用電大省，火電廠在山東的情況還不算糟糕。
今年上半年，全國水電設備平均利用小時1512小時，同比提高82小時。作為優先上網的水電，一定程度上擠壓了火電的上網份額。
據陳宗法介紹，目前云南、寧夏等一些電力嚴重過剩的省區，電力市場出現了競相壓價、以價換量的惡性競爭局面，反倒是計劃電量含金量更高 。今年4月，云南開展15.8億千瓦時大用戶直購電競價，幾家水電廠中標報價比批復電價低0.12-0.18元/千瓦時，全省1季度因競價共減收讓利5.4億元。寧夏今年3月份開展15億千瓦時大用戶直購電的競價撮合交易，火電廠按零邊際貢獻報價才能中標。
而在東北，電力過剩的狀態已經讓“風火矛盾”更加突出。據中國風能協會秘書長秦海巖介紹，到2014年6月底，東北電網裝機容量突破1.16億千瓦，但全網最大負荷僅5600萬KW左右，最小低谷負荷僅3800萬KW，電源負荷比達到兩倍。更讓人擔憂的是，今年前五個月新核準的火電項目仍接近800萬千瓦。上半年，吉林地區棄風率已經達到42.96%。
“在東部，特高壓建設完成后，本地電廠發電不足，本地電廠又和政府關系非常密切，希望用當地電多一些，外來的電就少一點，但是以后西部或者是煤電基地、清潔能源發電的電量供應會越來越多。”姜克雋介紹道。
在上述《追蹤全球燃煤發電廠》報告中，還提到在中國，隨著電力需求降溫且煤炭的需求更快地下降，大量的在建以及待建燃煤電廠面臨尷尬局面。燃煤發電利用率已經呈現急劇下降，從2011年的60%下降到2014年54%。其他有類似低利用率的主要的煤炭消費國都沒有繼續尋求擴大其燃煤發電裝機量。事實上，美國2012年的燃煤發電利用率是56.8%，其正在籌劃削減燃煤裝機。面對萎縮的燃煤電力需求，中國似乎并沒有太多的選擇：要么減少產能的進一步增加，否則就會面臨資產閑置或受困。
因而，對于電源投資者而言，戰略是否調整、投資方向是否轉變是當務之急。“沒有任何基于市場供需情況來決定新增發電容量了。國有資產的電力行業到底能不能有反映真實的電力需求的信號，并且基于信號來引導投資，如果這都做不到，未來電力市場的建設堪憂。”華北電力大學教授曾鳴感慨道。
事實上，在近些年來，發電集團的投資戰略均發生了一些調整。從火電到清潔能源的延伸，從追逐規模到對效益的追求，這些趨勢在發電行業的投資中都有所體現。
“沒有開工的火電項目最好就不要再建設了。以火電為主的發電公司肯定會受到一定影響，但好在大型國企的抗風險能力比較強。”姜克雋說。
在發電行業，近兩年被視為最后一輪的發展機遇期。在電源的布局中，既要考慮能源空間優化布局，更要考慮市場消納能力以及盈利能力。控制投資規模是首位，但發展還要保持合理的投資規模，保證投資項目合理的利潤回報。隨著火電效益在近兩年好轉，地方上項目的積極性頗高，如何在投資規模和質量效益之間找尋到平衡點至為關鍵。
“現在，由于煤價的大幅下降，盡管發電小時數有所下降，但是火電的收益，尤其是東部發達地區的收益是非常可觀的。從政策設計與政策影響的角度，只要保證了環保、安全與用工標準，其他的決策是企業自身根據情況的獨立決策的事情。如果一個企業可以有信心做到效率足夠高，對其他企業占據明顯的競爭優勢，它新建再多的電廠，能夠擠出其他低效電廠，從長遠看也是符合社會效益最大化的。從企業角度，是否要放緩投資速度，在于其對未來前景與自身優勢特點的判斷，這個只有企業本身更具發言權。關鍵還在于發展的質量，而不是簡單的數量多少的問題。”卓爾德(北京)環境研究與咨詢首席能源經濟師張樹偉分析道。
在近些年來，大的火電投資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煤電的發展定位在60萬千瓦以及100萬千瓦的大機組，并且對于排放要求更加嚴苛，同時發電企業也在積極開拓新能源布局。
在此過程中，電力發展清潔化特征非常明顯，火電比重明顯下降，而且裝機平均增速也由“十一五”期間的13%-14%下降到目前的8%-9%。
即便如此，用電增速下降過快也讓企業有些措手不及。
“我們做企業的，還是有些擔心：一是用電量下降比裝機減速更甚，最高時用電量年增長超過15%，猛跌至今年上半年1.3%;二是新增裝機清潔能源占比上升，按照新電改精神，屬于“優先發”范疇，盡管總體上不必太過顧慮，但是在云南等水電大省新投大型水電還是一樣撮合競價，且與老水電比不占優勢，北方個別省份的風光電仍存在棄風光電現象;三是火電新投產機組比重雖然下降，但上半年仍然過半，且存量巨大，再加要為清潔能源穩發滿發讓路，在一些省份即使超凈排放的百萬超超臨界火電機組負荷也低于70%。而且，今年為穩增長，地方已經核準或擬核準的大型火電項目不在少數，會不會量變到質變?”陳宗法總結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