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我畢竟要吃飽肚子去工作呀，肚子不搞飽，怎么去工作，所以我第一必須考慮生存問題。”湖北赤壁市一家服裝廠每年花費數萬元，把產品送到湖北省質監局纖維檢驗局做檢測，檢驗合格后，咸寧市質監部門卻依然要對他們的產品進行定檢，并收取數千元的檢測費。為什么要濫收費?咸寧質監局局長張志宏面對采訪，甩出了如上那番“生存論”。(8月28日中國廣播網)

　　這種吃不飽有可能是真吃不飽，有可能是太貪婪，但不管怎樣，既然是濫用就意味著打破規則，越過界限，這對企業來說當然苦不堪言。而且，更要命的是，企業將失去判斷的依據和穩定的安全感，它們會時刻心驚膽戰，不知權力什么時候又餓起來。在權力濫用時，企業不可避免地處于一種非制度化生存的狀態。

　　有人會說，質監局局長的話“話糙理不糙”，有時財政撥款有限，部門人員超標，如果不打點擦邊球、不濫收費，還真吃不飽。這在基層，有時真是一個必須面對的事實。因為一些機構成了權力安置其親近人員的“福利所”，即便人手已經夠用，撥款也十分有限，但是人員還是不斷超標，這些機構和單位只能通過罰款創收的方式自給自足。這其實反映了另外一種非制度化的生存——基層單位的人治。

　　無論是哪一種非制度化生存，最終受害的除了具體的企業和單位，還有制度本身，以及整個社會對制度的敬畏與信仰。當遇見事情，人們不再相信制度;出現問題，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公關。最終，制度淪為紙面的規定，所有人都處于一種非制度化的不穩定中。于是，各種問題和亂象便會層出不窮。

　　要想解決這種權力濫用的非制度化的狀態，必須把權力裝在制度的籠子里，然后，企業所面對的非制度化生存的困境才能迎刃而解。否則，即便把一個拋出生存論的局長罵得要死，這些單位的生存困境還在，罰款創收的思維還在，權力濫用的動力還在，企業被權力上下其手的事實還在。這顯然不能徹底改變什么。(李劭強)